《嘉年华》之后时隔八年，导演文晏带来了她的新作《想飞的女孩》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困境中的少女大牛时代，以及她们对命运的抗争。前不久，该片入围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并于3月8日正式公映。
2017年，《嘉年华》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时，文晏是主竞赛单元唯一的女性导演。今年，柏林国际电影节各个单元入围影片的创作者里，女性占比超四成。近年来，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影像风起云涌，席卷各大电影节和电影市场。
在女性电影形成浪潮之前，文晏较早地通过影像关注和表达女性的生存处境。她告诉第一财经，这是一种作为女性创作者的自觉，“对于生活中所见的和女性相关的各种不可思议的现象，我常常感到不解，试图寻找答案”。
于是，文晏创作了《嘉年华》，借由一桩少女性侵案，追问性别暴力背后系统性失职，反思旁观者的责任。文晏说，促使她创作该片最直接的原因是看到一个女孩的呼救，“她被性侵，但是父母不让她说，也不让她见媒体，她孤独求救的声音，很快消失在网络之中”。
《嘉年华》之后，文晏陆续投入一些项目调研当中，它们或多或少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处境相关，《想飞的女孩》是其中之一，也是推进相对顺利的一个。2018年，文晏前往重庆采风，采访了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朝天门服装市场做生意的家庭，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下海经商的一批人，这些冒险者的生活充满了动荡。
收集素材的过程中，文晏逐渐关注这些冒险者的下一代。她看到许多那个年代的照片，有的孩子趴在布料堆上睡着了，还有几岁的小孩站在凳子上帮妈妈在喧闹的服装市场叫卖。由于父母忙于生意、无暇照顾，他们在孤独中长大，又因为搬家和变动，童年充满了不安定。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，最亲近的伙伴可能就是表兄弟姐妹。于是，文晏决定将焦点落在一对表姐妹身上，讲述她们的情感羁绊，以及她们如何挣脱家庭的束缚，拼尽全力试图抵抗和改写重复的命运。
《想飞的女孩》主人公方笛和田恬曾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姐妹，她们互相陪伴度过了嘈杂的童年。方笛的母亲早年经营一家服装作坊，撑起了整个家族，生意急转直下后，方笛开始承担还债的责任，她很早离开了家，在一座影城当武打替身，作为剧组里不被尊重的角色，她需要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。
表妹田恬的命运更为凄惨，她选择留在家里处理各种麻烦，少女时候就成了单身母亲，染上毒瘾的父亲不断向她讨要钱财，报案后遭到犯罪团伙的报复，拼死逃出魔窟后投奔决裂五年的表姐方笛，二人的命运又一次重叠。两名新生代女演员刘浩存和文淇分别饰演田恬和方笛，在银幕上留下了坚韧而复杂的女性形象。
自柏林首映至影片公映，《想飞的女孩》陷入了一些争议。有评论认为该片直面女性的真实处境、情感关系和个人抗争，探索融入了武侠、犯罪等类型元素。而在另一些人看来，影片表达不够克制，在人物塑造上有失真之嫌。影片上映期间，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，文晏回应了人物真实性、作品风格变化等问题，也谈了她心目中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值得关注和书写。
对话文晏：此刻我们不在沼泽之中大牛时代，但有人在那儿
第一财经：从《嘉年华》到《想飞的女孩》，你的作品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对暴力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，为什么？
文晏：从创作角度来说，我没有必要重复自己。《嘉年华》之后很多人递来剧本，一看都很像。如果我再拍《嘉年华2.0》，浪费的是自己和大家的时间。
拍《嘉年华》的时候，我想讲的是隐性的暴力，是整个社会对暴力的隐藏，比如性侵，它一直在发生，但大家都装作没有发生。所以暴力不是故事的重点，也不需要过于直接地展现。
这些年，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，就是女性所遭遇的日常的暴力，它更多时候不是隐性的，而是以一种非常夸张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。拍《想飞的女孩》时，我觉得我们仍然是克制的，但不可能完全回避暴力的存在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痛苦，又怎么能感受她们奋力抗争的力量。
第一财经：田恬身上集中了少女怀孕、被注射毒品等多重悲剧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实存在？
文晏：影片里每个人物都有原型。2019年，有一个我关注过的女孩走了，只有22岁。她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在手臂上文了一个乌鸦的文身，就像影片里田恬一样，她知道乌鸦在世人眼中是不吉祥的象征，却以乌鸦自比，因为她觉得乌鸦虽然不吉祥，但至少可以飞。也许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比较幸福的氛围中，很难去想象这样一个女孩，在那样的年龄，经历了怎样的黑暗。她的离开给我很大的触动，于是我决定把这个不为人知的女孩的经历写出来，让大家看到和了解还有人经历着这样的困苦，在那样的逆境之下还在不停抗争，她是可敬的人。
第一财经：文淇饰演的方笛有非常明确的职业——武打替身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，这和你身处电影行业有关吗？
文晏：大部分观众对演员的了解停留在几个成功的明星身上，其实还有千千万万的小演员在生存线上挣扎。方笛的原型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努力、心怀梦想的女孩。她很愿意吃苦，在一切没那么顺利的时候，她会去接一些影视城里的打戏，所以身上时时刻刻都有瘀青、有威亚的勒痕。为了让观众便于理解，我们把她的职业设定为武替。
在一个剧组里，武替比一般演员还要艰难，所承受的困苦远远大于影片中所呈现的那些。他们要拍爆炸戏、着火的戏、骑马的戏，随时都面临着被烧伤、摔伤的可能。大家对替身的生存境况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想借用这个角色呈现他们的艰辛。
第一财经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田恬说：“我尽力了，没有错啊。”这也是她对命运的发问，她奋力抗争，结果越陷越深。在你看来，现实中和田恬一样的人，她们的出路究竟在哪呢？
文晏：对于很多身处困境的女性来说，这就是她们的现实，她们没有错，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很遗憾地说，我们社会中还存在这样的现实，我想让大家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和理解。也许此刻我们不在这样的沼泽之中，但有人在那儿。
身为女性，总是被苛责，这里或那里做得不够好，我想说，我们都尽力了，是很多其他的东西在束缚着我们。在工作中，我也会遭遇性别歧视带来的种种困难，这些困难不会因为个人的觉醒而消失。我认为真正的女性主义是去尊重和理解每一位深陷困境的女性，给予她们关注的目光，勇敢地付出行动。那么如果有一天，当你走入逆境，才会有走出来的愿望和动力，才会相信周围的人，他们是可以伸出援手的。
第一财经：从世俗定义去看，这对姐妹的人生很难称之为“成功”，但你认为，她们是女侠，是女英雄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看待这些受挫的、失败的女性的故事和命运。
文晏：当我想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女性困境和女性力量，那么她们就不可能是完美的，完美的女性是男权社会塑造出来的假象。相对我们看到过的那么多丰富的男性形象，女性形象还有巨大的空隙需要创作者来填补。
当我们回望历史的各个阶段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史书记载，女性的存在都是非常稀少的。假如我们要书写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的妇女，难道要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评判她们落后腐朽？我不相信她们从来没有抗争过、质疑过，我也不相信她们没有努力过，即便最后失败了。那么能够以成败论英雄吗？这几年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就是那些我们看到成为历史尘埃的女性，她们可能都是英雄，只是没有人去书写她们，书写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女性创作者身上。
如果以今天的价值观去评判她们，也许每一个都不合格。但我们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，还拥有说话和评判的权利，正是因为别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是一代代女性被碾压过来才得到的结果。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，而是应该拥抱所有的女性，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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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怡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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